黄玉顺校友近照
黄玉顺校友近照
编者按：黄玉顺，男，1957年生，成都人。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77级中文系中文专业校友。
当代中国“儒学复兴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当今儒学重要学派“生活儒学”创立者；易学重大成果“易经古歌”发现者、诠释者；哲学最新研究领域“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开拓者之一；中国政治哲学最新研究领域“中国正义论”提出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
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2010年9月以前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个人履历：
1975年下乡务农。1977年考入成都大学中文系（1978年春入学），1981年毕业。1981年至1989年在乡村中学任教。1989年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92年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至1997年任四川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7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哲学史家蒙培元先生，成为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再传弟子；200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起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2010年9月起任山东大学教授。
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黄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1977年考入成都大学的，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能聊聊您当时考大学的一些情况吗？能谈谈您在成大读书几年的学习、生活情况吗？
我常开玩笑说：我在成都大学的几年，乃是“洗心革面，从新做人”。这其实并不是开玩笑，而是大实话。下过乡的人都知道，当年的知青，不少人都做过一些不那么光彩、今天想起来就感到汗颜的事情。那是孟子所说的“自暴自弃”。正是在母校几年的学习和生活，洗涤了我的灵魂，真可谓“脱胎换骨”。母校对我一生的影响太大了！
2、现在听别人提及“成都大学”，您会有什么感觉？在您心目中哪些老师是您至今还难以忘怀的？他们对您的成长、成才、成功影响大吗？在成大读书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听人提到“成都大学”，我当然是感到万分亲切的！这是由于我刚才说的：这可是我脱胎换骨的地方。这种脱胎换骨不仅是知识上的，更为根本的是精神上、心灵上、人格上的。这就是我在成大读书期间的最大收获，是终身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我印象最深刻的恩师，首推白敦仁先生、钟树梁先生。能受教于两位先生，是我的福份。他们的为人与为学，都令我感念终生。我曾于2008年作《敬呈钟树梁先生》一诗，就是这种感念之情的表达：
问吾何以爱吾师？识得先生便可知：
至性由来百年寿，真情化作万篇诗。
金声玉振皆因爱，地久天长首曰慈。
谁会此中有深意？临窗望月立多时。
此外还有史家健老师、陈仰高老师、许世荣老师、杨荣鑫老师、等等，他们的教诲都是令我获益匪浅的。还有许多同窗，如田守真、钟定模、徐和庆、张玉玲、肖娅曼等，都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助益，在情感上给了我很多的滋养。在母校的生活还让我收获了爱情。我很感谢母校的老师、同学！感谢母校！
3、虽然从成都大学毕业三十年了，但作为成大校友，您一定对母校有过关注，您觉得母校哪方面的变化最大？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呢？
我对母校当然关注。母校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母校从成都荷花池的成都第八中学旧址整体迁至十陵历史文化风景区，拥有了美丽的校园，这还只是外在硬件的变化。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学科建设。记得当初我们77级入学时，全校其实只有两个专科班级（中文班、数学班），还寄居在成都中等师范学校，如此而已；如今已发展成了覆盖工学、文学、管理学、艺术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医学、理学、农学等十大学科门类的综合大学，拥有6名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8个省市级研究中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俗话说“儿不嫌母丑”，何况母校青春正富、风姿绰约呢！
至于说母校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藐予小子，岂敢胡言乱语，呵呵！
4、据了解，您毕业后曾在乡村任教，您能否把你在乡村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与我们分享一下，或给在校的学弟学妹们一些借鉴的经验呢？
从母校毕业后，我先是在一个化工厂的子弟校教了一年书，接着是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了七年书。这八年间的个人经历其实是很简单的，除私人家庭日常生活外，就两方面：一面教学，一面自学。
我不敢说自己做到了孔子所说的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但自己在继续学习上确实有一股孔子所说的“学而不厌”的劲头。这种继续学习是在母校给我的教育的基础上拓展和深化，这对我后来的学业深造、学术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要说经验，这也算是一条经验吧：学而不厌??不仅坚持不懈地学习，而且快乐地学习。
学而不厌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持续的学习是很容易令人厌倦的。能够学而不厌，要领就是：在研究问题中学习。我似乎天生就容易产生疑问，一读书就满腹狐疑，一遇事就满脑问题。我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之中学习的，有人甚至调侃我有一段时间“一天创立一个思想体系”，呵呵！这样的学习就不会使人感到厌倦。这也是我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但之所以能学而不厌，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则是：要有关注、关怀。大家都知道明代儒者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做人不能“麻木不仁”，而应如曾子所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不是说大话、唱高调，而是一个人能够活出精神头来的根本所在。
5、您工作几年后，又于1989年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读书，当时是什么原因激励您去继续深造呢？
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社会趋势的背景，也有个人志趣的追求。我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志向：不做官、不经商，终身从事学术。严格来说，自己这种志向不是现今通常所谓“学术”，而是哲学；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思想。不过，通常还是把它归入所谓“学术”。要做学术，就得进入学术的体制。我之所以在中学里一呆就是八年，是因为当时自己的认识有一种狂妄无知：我偏不考研究生，我就不信这样不能做学术！后来终于发现这是认识的误区，所以还是考了研究生。所以，我“出道”是很晚的。
那时自己还有一种误区，却也有趣。我想做哲学或思想的研究，但报考的专业却是“新闻学”，授予“文学硕士”学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奇怪的念头：我不用做任何准备，就能考上！那年四川省社科院的新闻学考三门：一是“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我在中学教书，教的就是汉语，还用准备？二是“百科知识”，漫无边际，怎么准备？三是“论文写作”，就是临时去写一篇文章，如何准备？好！就报新闻学！呵呵！现在想来实在好笑。不过，读硕期间，我是“不务正业”的，倒是读了不少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典文学的东西。这对于哲学或思想来说，也是不务正业。举例来说，我把著名训诂学家、四川大学中文系张永言先生的几乎全部文章都找来读了；同时，我弄懂了音韵学这门“绝学”；我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杜甫诗研究的文章。呵呵！实属不务正业！不过，这些对我后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大有?益。
当然，这是我个人在当时的情况。就整个中国社会趋势来看，现在、尤其是未来的情况则是：随着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即便不是以学术为职志的人，也不妨攻读硕士学位、乃至攻读博士学位。
6、在全国高校中，我校率先以专题形式在各年级专业开设了“国学经典导论”省级精品课程，其中有一个专题就是关于儒学方面的知识。您对儒学颇有研究，您觉得儒学与新儒学有什么区别？
我是知道母校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的，因为我的一个学生杜霞，就在成都大学讲授这方面的课程。成都大学在这方面的举措，可谓“顺乎天而应乎人”，因为：我们知道，我国正在掀起“儒学热”；或者照我的说法，是“儒学复兴运动”。这是民族国家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据说母校已经国家汉办批准，与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合作举办孔子学院，成为四川省内第二所举办孔子学院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这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我自己就是研究儒学的，所以也特别为此高兴！
至于说今天的新儒学与传统的儒学有什么区别，我也有一种说法，叫做“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就是说，新儒学不是前现代的、“原教旨”的，而是现代性的。换句话说，新儒学所关注的其实不是历史上的、博物馆里面的东西，而是现实生活。今天的儒学是要解决今天的现实生活问题。
7、黄先生倡导“生活儒学”，您觉得儒学与我们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有哪些方面的关联？换言之，如何更好地将儒学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中来？
呵呵！我所创立的“生活儒学”其实并非简单地“将儒学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中来”的意思。不是“应用”。生活儒学所说的“生活”并不仅仅是指的“我们”的生活。我的说法是：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所以，“生活”乃是泛指的古今中外的所有生活、一切存在。因此，生活儒学其实是很“哲学”的，有人甚至觉得生活儒学“玄之又玄”。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生活儒学并不关注“我们的现实生活”；恰恰相反，生活儒学就是试图从理论上探索儒学传统如何解决我们当下实际生活的问题。但这种解决是理论上、学理上的解决，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把儒学“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实用化。
不过，这种“理论上”的解决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实际上”的解决。例如我讲儒家的“仁爱”，我说“爱是所有一切的大本大源”、“爱，所以在”、“唯有爱能拯救我们”、等等，就是直接指向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的。今天出现的许多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仁爱的缺失，“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的缺失。“不忍之心”的反面就是“忍”，即：残忍。我们今天已经看够了种种残忍的事件，我们必须呼唤良心、良知、良能！在我看来，这就是儒学与我们的实际生活之间的关联所在。
我愿将“唯有爱能拯救我们”这句话赠与今天处在种种问题中的大学生。
8、针对全国掀起的“国学热”，您有什么看法？对于“钱学森之问”，您有什么评价？
所谓“钱学森之问”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这个问题本身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大学难道真的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吗？事实上我们已经培养出了不少杰出人才，岂能一笔抹杀！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的大学不存在任何问题。确实存在许多问题！钱学森自己给了一个答案：“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他是把问题归结为大学的办学模式。这个答案当然不无道理，但也有简单化之嫌。例如，大学处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之中，大学模式、大学体制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体制，那么，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又如，大学的取向是与一个社会的取向密切相关的，这种取向中最重要的是价值取向，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价值取向如何？显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功利主义、拜金主义、非道德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我们的大众媒体连篇累牍地传播着这样的价值观念，这一切都对大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搬到社会领域来，透过动物来理解人，实属荒诞！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这种“生存竞争”、“趣利避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动物哲学、禽兽伦理，严重地影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也同样严重地影响了大学、大学官员、学者和学生的价值取向。科学技术成果造假、学术造假的事件层出不穷，只不过是众多问题当中的一个侧面而已。唯其如此，“国学热”、“儒学热”正是时代的迫切需要。儒家强调“人禽之别”，反对动物哲学、禽兽伦理、丛林原则，倡导仁爱，高扬正义，崇尚道德，可谓切中时弊。
9、与台湾地区高校相比，您认为大陆高校教育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应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或担当什么相应的责任？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应在哪些方面跟进？
我们知道，台湾方面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都流露出某种优越心态，从“拼经济”、“拼政治”而发展到目前的“拼文化”。 但我的判断，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毕竟还是在大陆；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之传承的未来希望，主要还是在大陆。当然，就目前情况看，在传承中国文化传统方面，大陆与台湾相比较，各有其短长。我在台湾待过，据我的观察，台湾目前在文化传统的保持上比大陆做得好一些，显得更“有文化”一些。这与他们没有经过“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但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大陆“儒学复兴运动”以来，大陆方面正在迎头赶上。
不仅如此，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仅仅保持是不够的，必须在创造中才能真正保持和传承，这正如冯友兰先生引《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传统必须有效地切入当下的生活，才能有生命力。在这方面，台湾恐怕是比不上大陆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的群体性的原创性思想，就是明显的例证。大致来说，在文化传统的传承上，台湾更倾向于“守成”，大陆更倾向于“创新”。
至于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我觉得目前发展得不错，与母校的整体发展是很协调的。谭平院长在学术研究上和行政工作上都很能干，真是难得！他目前正在做的“国学经典进大学课堂的探索与实践”的课题研究，就是很有意义的；他主编的《国学经典导论》，也颇有水平。在他的领导下，文新学院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可以做许多事情。
这里我也提出一个建议吧：学院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可以叫做“国学与蜀文化研究所”或“国学与蜀文化研究中心”，与省、市社科联建立密切联系，广泛聘请全国及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做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学术委员，举办会议，出版辑刊、丛书，这样就能很快成为一个具有全国乃至海内外影响力的研究机构，这对于学院和整个母校都是很有意义的。呵呵！仅供参考。
10、您最近在做哪方面的深入研究？促使您专注于这方面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何在？
我目前手头的一个教育部课题、一个国家课题，都是围绕“中国正义论”建构而展开的研究。这是我的“生活儒学”思想在一个层面、一个侧面上的展开。所谓“中国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是与西方正义论相对而言的，即关于正义问题的中国理论，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社会正义思想，尤其是儒家关于“义”、“正义”的理论。正义论本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基本主题，然而近代以来、尤其五四以来，中国正义论便随着“打倒孔家店”而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其结果是：在今日的思想界、学术界，在关于正义的理论问题研究、现实问题讨论中，处处充斥着西方正义论，却再也没有了中国正义论的踪迹。这是一种“集体失语”：人们实际上往往只是在那里津津乐道地表达着西方的正义话语、传达着西方的正义观念、甚至转达着西方的正义立场。因此，中国正义论的研究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中国正义论乃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之一。
11、针对现在的“贫穷世袭”、“拼爹”和“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的一系列社会现象，您有什么个人的见解？
这类问题确实存在，并且相当严峻。严格来说，这根本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我们需要建构更加公正、公平、公开的制度体系。所以，这也与我刚才所说的正义问题密切相关，正义论其实就是研究制度正义问题的制度伦理学。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怎样创造财富的问题，而是怎样分配财富的问题。孔子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我们“不差钱”，差的是正义的财富分配制度、权利分配制度、机会分配制度等。正义论就是要研究这样的问题。
12、作为成都人，您能否从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谈谈成都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吗？
呵呵！我也试问一个问题：成都大学仅仅是成都人的大学？还是四川人、中国人的大学？甚或竟是全球人的大学？成都大学过去曾筚路蓝缕，是成都人的大学；现在是风华正茂，是四川人、中国人的大学??母校的学生不仅是成都人，其影响范围也不局限于成都；未来可以更加灿烂辉煌，成为全球人的大学??这并不是说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说的在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化。这不是不可能的。张其佐副校长应邀参加2011博鳌亚洲论坛，这就是国际化的一个体现。国际化是当代中国大学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由此，成都大学应该、而且也一定能够成为成都人的骄傲！
13、最后，请黄先生送几句话，以勉励成都大学在校的年轻学子吧！
我就用孔子的话吧：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14、再次感谢黄先生对校友会的支持！非常期待您回母校看看，并为成大学子带来关于儒学知识的精彩讲座。
我应该谢谢您！辛苦了！
有机会我一定回母校做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