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池往事-校友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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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池往事

发布时间：2018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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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所在的城市暖阳高照，阳光透过窗户显得格外的温暖，仿佛把我带回到了多年前成都的秋天。

透过温馨的阳光，回忆母校，慢慢将目光不断延伸，穿过时光隧道，迎着秋天的暖意，好像又回到了38年前的成都大学：如歌岁月，青春飞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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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少年缘牵成大

也是那个金秋，正值青春年华的我，既有懵懂少年的五彩梦想，还留有几分未染尘世的单纯。相比其他同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欣喜若狂，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还在为自己的理想未实现而不甘和惆怅。

当时还处于八十年代初，高考恢复没多久，能考上大学，在老一辈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是全家的光荣。周围羡慕的目光，也让我渐渐释然。我怀揣着期许和懵懂走进了成都大学。

细细想来当时的“不悦”，究其原因，首先，我总觉得自己是小伙子，不太愿意读师范，固有的偏见让我有些不甘；其次，以当年那个成绩只上了成都大学的专科，心里面还是有点委屈的。不过在填报志愿时，家里考虑更多的是能让我留在成都继续学习，方便照应。我从小在成都长大，居住在成华区双桥子的420厂（成都发动机公司）厂区，那里的一切对于我都很熟悉，为避免离家千里求学，于是留在自己最熟悉的那片土地，成为我和家人共同的选择。

1980年的成大，未满17岁的我，就这样冥冥之中与成都大学的缘分紧紧牵在了一起。迎着金秋的朝阳，我走进了80级物理专业，开始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大学时光。

踢完球，光着膀子照.jpg

沐浴教诲人生起航

当年的天之骄子汇聚成大课堂，老师们引导我们迈向新知识殿堂，让青春激情飞扬，校园处处留下对老师难忘的美好记忆。

刚入学时，我们的辅导员王琪老师是位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王老师在看过大家的简历后，就指定我当副班长，另一个名叫江霞的女生当班长。我和江霞还是420厂子弟学校的高中同学，在熟识的基础上协调班务。

第二学期辅导员是罗启惠老师，教《理论力学》。她有着中学老师般的细致、严格，总是把我们当中学生来管、来要求。她诲人不倦，认真负责的精神至今难忘。

第三学期辅导员是羊玉清老师，教《热力学》。她人非常好，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为人实实在在，虽然只带了我们一学期，但她传道授业一丝不苟，为人师表堪为典范，尤其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四学期的辅导员是刘秉华老师，她的思想品格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她是一位传统、正直的教师，当时四十多岁，引导我们一群学生度过了青春期的迷茫。她在担任我们辅导员一年半的时间里，引领我们塑造了极为正统的“三观”。作为班长（现在也记不起什么原因，第二学年我当班长了），印象最深的是，我成为班上第一个入党的学生。当时正值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际，强调要在知识分子当中发展党员。因为当年大学生几乎没有入党的，所以我们那一批可以算是学校里面最早的学生党员了。

上党课时，7、8同学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通读每句话，觉得每句话都深刻经典，直击心灵，后来几乎能够背诵。直到现在我还能够想起《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还有最后那句“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简单而纯朴，所学的思想和理论促进了青年时期我的成长和成熟，对我的教育和启迪也非常深远。

入党这件事情，当时的辅导员刘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是她找我谈话，推荐我入党，促进我积极的上进心，推动我更加主动地加强自我修养、更加自律。也因为那时学生党员凤毛麟角，我也在日后的培养和关怀下受益良多。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宁维卫（现西南交大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的主任），他是我们班第二个入党的。他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著作颇丰。后来我们都很感念刘老师的教诲，也时常去看望老师，有时间也会打个电话和老师聊聊家常，送上祝福和问候，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陋室苦读秉烛无眠

成都大学建于1978年，建校初期由于创建经费和场地有限，四处借址，分散办学。办学初期的城南黉门街小税巷和城北花圃路教学点空间狭小，周边短时间又难以扩展，只能作为临时性的教学场所。且一校多址，难以集中管理，也影响到校风学风的建设。“集中办学、统一管理”成为成都大学创建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979年暑假，“建校筹备组”对所有考察的校址中进行仔细筛选、反复比较，认为位于荷花池片区的成都市第八中学最为合适。当时的成都市第八中学地理条件并不优越，进出要途经北门肖家村狭长的小道，且毗邻农田，遇雨则道路泥泞。之所以选择这里办学，是因为八中所在地是前成都师专的旧址，搬迁八中是为了恢复停办的“成都师专”，支持发展地方高等教育。于是成都大学向市委、市政府及教育局提交了“成都大学未来校址宜选择在八中”的请示，建议将成都市北门火车站附近的成都市第八中学整体搬迁。1979年10月，市里同意了该请示方案。

我们入校后的第一学期就被安排在荷花池校区就读，与成都八中共用主教学楼和学校操场。后来第二学期来到花圃路校区。第二学年，荷花池校区内教学楼建成后又搬了回去。虽然那时候条件艰苦，但我很珍惜上大学的机会，也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美好记忆。

考试，是每个人学生时代都记忆犹新的往事。记得那是1982年的一月份，正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候。同学们有着放假前准备期末考试的紧张，也有着快要放寒假的期待。复习的学生都三三两两分散在八中的老教学楼4楼教室，破损的窗户“嗖嗖”刮进凛冽的寒风，半夜12点之后，室外零下2、3度，室内也就零上1、2度，寒冷逼迫我们一个个穿上棉大衣在复习功课。在低温下我们又冷又饿却只能“啃书”，尽管少时家境还行，能解决温饱，毕竟也没有吃过多少苦。那个寒假前大家瑟瑟发抖坐在漏风的教室的场景，突然让我体验了《国际歌》中所唱的“饥寒交迫”的滋味，那真是“又冷又饿”。这种感觉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成为了大学期间我最难以磨灭的记忆之一。

还有一门难忘的课程叫《电动力学》，其实这门课当时全班大部分同学可以说都没学懂。虽然我们是物理系学生，但对这门课还是很头疼，到了要考试的时候，也只能临时抱佛脚。考前，我就和同学李伟、张宇昕三人去了倪平同学家复习。当时他此处的家房间空出来了，还没有正式入住，我们此前还去帮他粉刷过墙壁。我们搞了张书桌，两两对面坐着，四个人就在他家复习功课。当时以为看看书复习复习就行了，以为到半夜就能睡觉了，岂料那晚越复习越看不明白。我们就只能将那书的内容硬是“啃”了下来，直到天亮，真是一夜未眠。记得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我们去倪平另一处家，他母亲还特意为我们煮了咖啡，让我们提提神。

然后我们回学校考试，结果那晚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四个人都通过了考试，我记得自己考得还不错，印象里是78分。就算通过了，其实我也没有真正搞懂多少。那场考试，我们班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没通过。很庆幸那晚我们“通宵达旦”，认认真真看了一晚上书，那种“秉烛夜读、今夜无眠”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美好，是这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不眠之夜”。

这么多年过去了，真正在工作中用到这门课程的班里只有同学谭大诚一人（现兰州地震研究所任研究员）。若干年后，我在兰州出差与他见面时，聊天聊到此事时，他说当年他这科也未及格。

学友情深缤纷飞扬

当然，除了备战考试的“艰难”时光，在成大的日子也充满了阳光、激情和缤纷的色彩。那个年代同学之间的感情异常浓厚，也洋溢着思想解放的欢快。当时周六不休息，周日休息，所以每到周六傍晚，班级就会组织活动。有同学从家里带来了录放机，我们就在教室里边，把桌椅板凳往后一推，找几根彩带一拉，舞会就这样开起来了。虽然我自己舞跳得不好，可是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乐舞欢歌的场景，甚是其乐融融。遇到中秋、国庆这样的节日，大家还一起包饺子，搞晚会，充满了新时代温馨的气息。

每逢春秋时节，还经常相约做“三丝”、包春卷，一起去百工堰、青羊宫、青城山等郊游、野餐，谈天说地，呼朋引伴，尽情享受人生最美好的芳华岁月、青春时光。

记得1982年的“十一”假期，我们组织去还未开发的卧龙自然保护区游玩。那时国庆只有一天假，加上周日才两天，时间并不宽裕，于是我作为班长头天晚上还专程去辅导员刘秉华老师家里请假调课，增加了一天时间。

由于路途远，当时同学们先到离灌县（现都江堰市）几十公里的汶川县映秀镇的映秀湾发电厂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同学们在路口拦放进山拉木头的空货车先进山了。我同江浩、罗江涛三个人留下来等着班上两位美女同学刘薇、张煦。因当天她们打排球，第二天一早从成都赶来，我们再搭乘解放牌大货车进山。下午我们就集体去银厂沟游玩。当时没有向导、地图，景区一切都处于原始的没开发状态，单靠我们徒步摸索，游遍了山野美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自然风光的秀丽与壮观。山峦叠嶂，云蒸霞蔚；古木蔽日，苍翠欲滴；碧水潺潺，清澈见底。对于我这个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我们从山里返回驻地那一段经历非常惊险，让人后怕。当时大家没有时间概念，边走边玩，不知不觉就走到傍晚了，这才往回赶路。天完全黑下来时，已经没有了交通工具，径直走在山间的小道上，除了天上隐隐约约的星星以外，没有灯光，真是“伸手不见五指”。

要及时回来还得搭顺风车，拦出山的大货车。第一次过来三、四辆车时。因拉满了木头，根本坐不了人，不得不放弃。于是我们又走了一段路，越来越晚了，这时发现又过来三、四辆车时，虽然车上拉满了木头，此时大家已顾不了这么多了，急急忙忙爬上车。几个女同学坐驾驶室，剩下的女同学就坐在车后的木头中间，男同学围在女同学周边保护着、手拉手，抓着绳子保持平衡，那场景非常惊险，大家心里是充满了紧张、刺激，我们坐着拉满木头的大货车一路颠簸回到了驻地。

饥肠辘辘的我们，用十元钱跟一位当地羌族老乡买了一只山羊。在乡间路边搭起了篝火，那时候没有饭店，大家也没有工具，不会宰也不会烤，但戴学庆他们几个人七手八脚，手忙脚乱，一起把羊宰了、烤了。最有趣的是外头肉烧糊了，里面的肉还血淋淋的没熟。可是爬了一天山的我们实在太累了，太饿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开吃，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一餐，也是最“香”的一餐。

有一个叫胡刚的同学，我们喜欢称呼他绰号“胡眼镜”。有一年中秋节他搞恶作剧，拿着照相机喊我去看，我凑近看时结果闪光灯突然一闪，我眼前就一片黑了，当时很是生气。现在想想就是同学家相互整蛊的玩笑。他足球踢得非常好，还是我们足球队队长，经常在下午下课后组织大家踢球，到处“南征北战”。

我也喜欢踢足球，虽然球技不佳，但乐此不疲。有什么足球活动都积极参与。记得有一次跟别的班比赛完了，大家一高兴就光着膀子照了张像。毕业三十年聚会时，我们又光着膀子，站着相同位子又照了一张。

自己坚持每天早上6点多钟起来跑步，所以对荷花池校区的操场印象很深。只有200米的跑道，每天跑20圈，四公里的距离。有时候我和同学还喜欢沿着成都大学的围墙外跑一圈，也是差不多四五公里。如今我都保持跑步的习惯，这几年参加半程马拉松比赛，这跟我中学、大学每天坚持锻炼密不可分，也受益无穷。非常感谢当时的那段经历。

那个年代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青春飞扬，活力迸发，现在想想都让人热血沸腾。

因为都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班上多才多艺的人很多。每次班里搞活动，有才艺的同学都踊跃上台，像朱江姝弹的琵琶，如泣如诉，真有“转轴拔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韵味。像陈岚、罗江涛、尹华翔的小提琴拉得悦耳动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有此才艺的实属凤毛麟角，同学们很是景仰和羡慕。

记得有一次张宇昕、尹华翔讲音乐欣赏，头一次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解析，真切感受到“命运”在敲门；头一次学唱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体会到动人心魄的旋律……

对于我这个在厂区长大的孩子，从未接受过音乐熏陶，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当时的师范生需要学习放电影。有一天晚上我同江浩等几个同学跑去实验室，故意把电影《奇袭》倒着放，所有情节都是从后往前倒着走，如手榴弹爆炸，从爆炸到重新收回来变成一个手榴弹；像人跳进水里，人从水里钻出来再回到地面。当时觉得特别逗乐有趣。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绝大多数来自成都市区，基本都是应届生，只有少部分是往届的。同学年龄相仿，相同的地域环境，共同的成长经历，给了我们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情感。拥有共同的语言，谱写出我们的“青春之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同学间团结和睦，友善宽容，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朝气蓬勃，就像“早上八、九点的太阳”。

就是毕业后，同学们也时常相聚。我们在入校二十年、毕业二十年、毕业三十年全班同学聚会了。期间时常有同学从外地、国外回到成都，倪平同学都尽地主之谊，召集大家在廊桥聚聚，同学非常感谢他。

我想这就是成大，就是80级物理专业同学的聚凝力、向心力。大家以此为骄傲、为自豪。

桃李芬芳致敬母校

当初刚毕业时，同学们都在成都从事着中学教师的职业。一晃三十五年了，像同学杨兰、杨启兰、方琪、张煦、陈阳勇等同学，始终在中学教育岗位上教书育人，现已桃李满天下。他们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先锋，是社会的根基和脊梁。在此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他们致敬！

有的同学分散在国内和世界各地，从事不同的工作。也有一些在大学教书，像朱江姝在四川音乐学院教音乐理论，刘蜀西在四川大学教哲学，郭双宙在宁波大学教计算机，前面提到的宁维卫在西南交大教心理学。

几十年来，同学们从事的职业、岗位变化极大，可以说千差万别。我想这也是这个巨变时代的缩影和映照。

同学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领域，作出不同的贡献，都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都有精彩的故事可以诉说。我想这也是得利于那时艰苦环境的磨练，得利于求学时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得利于那时严谨的学风、教风，得利于学校和老师的教育、教诲。

我于1986年离开了成都，来深圳时23岁，在警察的岗位上又工作了32年。期间在毕业18年的2001年夏天，我与胡文同学专程回成大荷花池校区，我们在学校转转，似乎要找到当年的影子。回想往日青春年华，历历在目。大学时代的记忆经过时间的打磨，在我生命里面熠熠生辉。

我们班有四十一人，女生就有十五人，这在当时理工科当中女生算是很多的。而每个女生的颜值都很高，时常引得别的班男生“觊觎”和嫉妒。只可惜那时年龄太小，糊里糊涂。

若说求学时我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成大期间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很是让人“一声叹息，无限感慨”。

作为成大学子，心中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一切。

我们曾在那里读书、思考，也在那里迷茫、梦想；我们曾在那里奋笔疾书、激扬文字，也在那里豪情满怀、挥斥方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