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难以忘怀的第一天
离开大学迄今已有三十一年。可是，入学第一天的情形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是那么清晰，仿佛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
接到成都大学外语系录取通知书10多天后的一天上午，我按照通知书上的要求，前往川医旁边的黉门街小税巷学校所在地报到。当年的小税巷宽不过3米，长不过6-70米，我的大学居然就坐落在这样一条小巷的一个古旧的大院里。那院子怎么看面积也不会超过10亩地，如果当时吉尼斯纪录要选拔全球最为袖珍的高校的话，我看初创的成都大学应该当之无愧。
最初成大的外语系仅有两个班：78级一班和78级二班，每个班也就30多名学生。我所在的班是78级二班，我们全班有33名同学，男生稍多于女生。当时班上同学的年龄差别很大，有未满19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已过了而立之年的高66级的大哥大姐们。有趣的是，我班还有一对师生同堂的同学，女的曾在中学任教多年，她教过的一个男生以高过她10多分的成绩与她同时被成大外语系78级二班录取，说起来真是有缘。
这位大姐教过的男生名叫牟方立，当时还满脸稚气，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岁月证明，他其实与我最有缘，我们在那报到的窗口相遇后，彼此就感觉很谈得拢，以至于从那以后，我们就结为亲密的学习伙伴。历经35年的星转斗移，我们至今都一直是挚友，就连我们彼此的下一代，也都是亲密无间的好姐妹。
那天报到以后，便是去参加校方举办的开学典礼。说起来也真够寒碜的，堂堂一所大学，全校不过就七八百名师生。也就这么些师生，竟然在本校园内找不到能够容纳得下自己的场所，结果还是借用当时位于大学路的成都第十六中学的礼堂，才将这开学典礼顺利地举办了。
应该说，学校对这开学典礼是非常重视的，不仅时任成都市副市长兼学校首任校长的尤超亲自到场，学校的其他负责人和教职员工也都衣著整齐地参加典礼。令人感慨不已的是，在所有的教职员中，曾经被错划为右派，备受肉体和精神摧残长达20多年的老教师竟然占了将近一半，他们好些人已经是老态龙钟。然而，由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政给他们带来了政治新生，因而他们那天的兴致相当高昂。
学校教务处的王主任是一位从成都科技大学调过来的北方女性，她讲话的声音亲切动人，很有感染力。尤其令我感到亲切的是，她在讲话中说道：“在我们今天的同学中，有18、19岁的弟弟妹妹，有30来岁的哥哥姐姐。就文化程度而言，区别也很大，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有高66级的“老老三届”，也有初68级的“小老三届”。我特别佩服我们初68级的同学，他们在参加高考之前，实际文化程度就是小学毕业。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耽误了6年的中学课程补了回来并且考取大了学，这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王主任的讲话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也就是从这天起，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时光，一定不能给初68级的同学丢脸，一定要无愧于这充满生机的新时代。
开学典礼结束后，我在校门外遇见了我在矿山时期的好朋友，曾经一起艰苦拼搏迎接高考的何自强，他被成大中文系录取，成为我在成都大学里唯一一个与我有着7年矿山共同经历的同学，我们从此有了更加密切的来往。
第二章 加油啊，“十年动乱”的幸存者们
与现在大学同学基本同龄的情况相比较，我们当时班上同学的年龄段跨度很大，有40后，50后和60后。因此，同学们的生活阅历，情趣爱好乃至学习的精神面貌都有不小的区别。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都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洗礼，都知道那大学时光来之不易。学校的老师们提起我们这批学生，多是褒奖有加，说我们是勇于拼搏，抓住了机遇的“十年动乱”之幸存者。
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干某件事情的最初阶段可谓热情高涨，大有一往无前之架势。可是，他们却往往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做事情“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之类的要求对他们来说似乎太苛刻了，他们经常会在做某件事情的中途停顿下来，行为与起初大相径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分钟热情者。”我班同学在入学的最初个把月里，学习的积极性都非常高昂，同学们上课专心听讲，记笔记，下课互相切磋，认真做作业，早上还要准时参加8点至8:30的早读，晚上不到10点钟不会离开教室回家（因为当时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没有宿舍，学生们全都走读）。
然而，随着功课的日益增多，一些同学渐渐出现了怕苦怕累和厌学的苗头，他们不仅不再参加早读和晚自习，就连上课也渐渐不准时了，迟到、旷课的现象时有发生，老师布置的作业常常也不能完成。记得我班有一男一女两个“高67级”的同学，他们就属于典型的“五分钟热情者”，他们在入学大约两个多月后，就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经常在第二天要交作业前来抄袭我的，以至于不久后被班主任看出了端倪，有一次在课堂上开我们的玩笑，说我们的大脑肯定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要不然我们三个人的作业为啥正确和错误的地方总是那么精确的一致。
人们都知道现今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小学打好基础，初中努力奋斗，高中拼命靠前，大学轻松浪漫。意思是说只要小学和初中学习不错，高中再尽力使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考进大学后就可以轻松愉快地混日子。但就我的体会而言，这种说法非常错误，因为大学是人生朝着知识的巅峰攀登的最后阶段，是塑就个人终身专业的关键时期，岂能是混日子的时段！而凡是正规的大学，其各专业的教学课程都是安排得满满的，谁要想松懈一下，肯定就会掉队，从此便是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我们外语专业当时所学功课加起来共有十几门，不算体育课，仅英语就有精读、泛读、语法、口语练习、翻译技巧等课程，此外还有现代汉语、古文赏析、欧美文学史、普通心理学、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政治课等等。一年以后，又增开了第二外语课，我班确定的是德语，其语法比英语复杂得多，且发音还有大舌音、小舌音之分，名词有中性、阴性、阳性的区别，动词和形容词有时态、语态和变格等规矩，因此比英语难学多了。
所有这些课程，老师们在讲课后都或多或少要布置作业，如果不抓紧课余时间，不起早贪黑，确实难以完成这许多作业。我当时在班上同学中属于年龄比较小的，精力也比较旺盛，但即便我每天不浪费一分钟，早上6:30分准时起床，7:30分赶到学校（最初半年是走读，从家里骑车到学校需要近半小时）早读或是做尚未完成的作业，晚上11点以后睡觉，也才能凑合着将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了。想想那些年纪已过30岁，并且要拖儿带母养家糊口的同学，每天要完成这么繁重的功课，确实有点力不从心。
有些同学的脑筋比较灵光，他们知道要认真学好所有的功课，完成老师布置的全部家庭作业，那肯定会过得很辛苦，因此他们在学习方面就采取了“有取有舍，突出重点”的方式。他们平常集中精力学好英语、德语等专业课的各门课程，对其他公共课则是采取得过且过，应付了之的态度。
前面提到过，我们当时的不少老师都是摘帽不久的“右派”。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些老师尽管曾经因为爱较真而吃尽了苦头，但他们获得新生后依然是“旧习难改”，对教学极其认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此，他们对勤学好问的学生甚为赏识，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总是一丝不苟地分析和解答，但对上课不专心，不交作业混日子的学生则是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
在一天上午的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白发苍苍的蒋老师发现全班专心听他讲课的学生不到一半，其他同学有的在交头接耳，有的甚至在打瞌睡，他几次提醒都没啥效果，最后，他扔掉手中的粉笔动情地喊道：“要加油啊，十年动乱的幸存者们！你们不要以为进了大学就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将来到了工作岗位，还是要凭真本事吃饭的！”言罢，他的眼里竟满含泪光。
蒋老师的言行使那些不专心听课的同学感到羞愧，对我的触动也很大。从那天起，我决心更加努力学习，要对得起这些师德高尚的老师，要无愧于自己高考前那艰苦拼搏的付出。
第三章 打了半年的“游击”(上）
小时候，我和同龄伙伴们最热衷的活动就是在院子里“打游击”，那偌大院子的里里外外所有能钻进人的地方我们都钻进去过，“打游击”给我的童年带来难以忘怀的欢乐。可是，进了大学还得“打游击”，那可就不是件很受用的事情，它让我常常有疲于奔波（不能说疲于奔命，因为忙虽忙，心里还是很充实）的感觉。
小税巷那院子实在太逼仄，教室与教室之间基本不具备隔音条件，不同专业的老师在讲课时互相干扰，好似说相声一般，老师讲得很吃力，学生听课也很困难。类似情况接连不断地反映到校领导那里后，校领导经过一番筹谋，决定将学校化整为零。于是大约一个月后，我班搬到大学路成都16中礼堂后面的那一排废弃教室中一间较好的教室上课。
尽管学习条件很艰苦，但同学们的学习劲头大多很旺盛，早上8点以前很多同学就赶到教室早读了。我当时住家离大学路大概有5公里多，骑车上学如果顺当的话，20分钟以内到达是有把握的。但是许多时候，路上需要的时间却由不得我，每个十字路口那红绿灯常常会让我预计的时间出现误差。
当时在路口控制交通的红绿灯全是由交警坐在岗亭里手动操作，交警根据四面来往车辆的情况自己掌握红绿灯变换的时间。每天上学最让我头疼的是东御街和西御街之间的那个红绿灯，好多次都是我刚到路口绿灯就变成了红灯，我如果老老实实地等待信号变换，起码得浪费一分钟以上。等待的次数多了，我便决定投机取巧：如果在路口刚好赶上绿灯，那就勇往直前；如到路口遇红灯了，我就先右转弯，回头看看后面没情况，就猛地左转调头然后再右转直行。
谁知我这伎俩竟被路口执勤的两个交警识破。这两个交警一胖一瘦，胖的当时大约40岁，五短身材，说话大嗓门；瘦的30来岁，说话有点阴阳怪气，总像瞌睡没睡醒。这哼哈二将看来是长期搭档，他们总是轮班在那个路口执勤，以至时间一长，他们对我过路口时的举动了如指掌，我因此被他们俩分别拦下教育过好几回，罚了几次款，每次5角钱（当合目前20元左右）。但我为了节约时间，也不在乎那几角钱的罚款。
有一天我特别不顺，早上起床我就感到情绪不佳，推车出门又发现后胎瘪了，去家附近的一个修车铺检查车胎，发现是被路上的钉子扎了。待补好车胎上路，时间已过8点一刻。如果按平常的速度骑车去学校，不仅早读赶不上，上课肯定也要迟到。我于是决定抢时间，上车便一阵猛蹬，赶到西御街路口，又遇那矮胖交警执勤，他好像故意与我过不去，我刚骑到人行横道线，他就将我正前方的绿灯换成了红灯，我刹不住车，干脆就加速前冲，不料那矮胖交警从岗亭站起身来冲我吼道：“眼镜，站朵！”我当时又急又气，也不管他那么多了，更加使劲地加速前进。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矮胖交警居然扔下手中的活儿，骑上他的自行车（当时国家还很穷，警察上班都骑自行车）拼命地追赶上来，一边追一边猛喊：“眼镜，你给我站朵！”起初我决定不理他，依然使劲蹬车。过红照壁和光华街路口刚好是绿灯，我快速冲过后以为脱逃了，不料回头一看，那爱较真的家伙仍在后面大约50多米的距离气急败坏地追我，他的脸色涨红得犹如猪肝一般，一副要拼命的架势。我的心里有点虚了：看他那模样会一直追到学校，那样影响就不好了，我于是只得在锦江大礼堂的门外停了下来。
那矮胖交警气喘吁吁地赶上来后，凶神恶煞地吼叫道：“你跑得脱吗！你就是跑到飞机场我也要把你追回来！跟我转去接受处理！”我再三向他解释我闯红灯的原因，但他哪里听得进去？我无可奈何地跟他返回西御街口的岗亭，他立即将我的车锁上并拔走钥匙，然后硬邦邦地甩出一句话：“罚款！3元！”如此“高规格”的罚款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但见那家伙余怒未消的样子，求他肯定是没用的。我决定给钱将事情了结了。
不巧的是我当时身上只剩2元8角钱（早上补胎用去3角钱），我将钱全部交给矮胖交警，他接过去一数，瞪起眼睛道：“还差两角！”我告诉他我只有那么多钱，并说改天把两角钱补给他，但他摆出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不再理我。急切间，我想起我班新来不久的班主任刘伦老师住在滨江路那边，那天上午她刚好没课，我于是急冲冲地赶到刘老师的家里借钱。刘老师听我说了原委后，笑着递给我5元钱说：“快去取车吧，不要再冒失了。”
可是当我再次汗流浃背地赶到西御街路口时，我的自行车和那矮胖子都不见了，执勤的是那瘦交警。我问了好几声他才冷冷地说：“去交警六队接受处理！”然后就不再理我。我找不到交警六队，只得于中午时分赶到学校请教同学们。碰巧的是，我邻桌的同学袁力就住在西马棚街交警六队的隔壁，他主动提出下午请假陪我去取车。下午两点过我们赶到交警六队，一眼就看见我的车被锁在一个角落里，但不见那矮胖交警。我们向值班的警察说明情况并递上3元钱的罚款，他瞥了一眼后说：“你今天取不到车，三天以后来交检讨和罚款再取车！”
骑了那许多年的车，我还是第一回遇上如此严厉的处罚。算了，都怪自己太性急才惹下这桩事情，这才真是欲速则不达。不过从那天起，我再也不骑车闯红灯了，并和袁力成为了好朋友。
第四章
打了半年的“游击”（下）
前面介绍过，我们当时有些老师曾经被错划为“右派”，他们正当年富力强的时期却经受了长达20年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政让他们脱离了苦海，带给他们新的生机。遗憾的是，尽管这些老师教学经验丰富，师德也属上乘，但他们教学的黄金年龄段毕竟过去了，他们当中好多那时候已经是年过花甲，疾病缠身。
在进大学最初的半年里，我们不仅教室几易其地，就连主讲老师也在不断地变换。记得最初两个月给我们上英语精读课的老师姓王，60多岁，他对教学可谓兢兢业业，从他每天放在讲桌上那厚厚的讲义就知道，他上课的头一天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令人叹息的是，王老师毕竟年岁大了，加上身上病痛多，讲起课来有气无力，不时还要咳嗽两声，而且他那以老式的“韦氏音标”为基准的发音与我们高考前学的现代“国际音标”发音有很大区别，因此，每天专心听他讲课的同学寥寥无几。时间稍长，王老师不得不知难而退。庚即，校领导又从四川师范大学给我们借来了一位姓陈的年轻女老师。或许是因为太年轻（当时估计不到30岁，比我们好多同学还小），教学经验不足，这位陈老师上课总是显得很腼腆，声音小，甚至不敢直视学生的的眼睛。这样的老师自然难以镇住“堂子”，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不久，校方又设法从四川大学外语系给我们借来了一位40来岁姓屠的男老师。这位屠老师一来就受到我们全班同学的热烈欢迎，他不仅讲课声音洪亮，发音标准，而且颇具幽默感，在讲课当中常常会巧妙地穿插一些英语小故事，让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更令我们佩服的是，他的英文歌曲唱得也很好，而且很乐意教我们唱。时隔这许多年，屠老师教我们唱的几首英文歌如“铃儿响叮当”、“雪绒花”、“拥抱春天”等等我都还记忆犹新。正因为如此，屠老师很快就成为我们全班同学的亲密朋友，每天放了学我们都还要围着他聊上好一阵子。
可惜好景不长，屠老师给我们上了不到两个月的课就被川大要回去了，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看来校方也知道我们这个班同学的“脑袋不好剃”，对主讲老师比较挑剔，因此采取了宁缺毋滥的态度。故在屠老师走后，校领导并不急于给我们安排主讲老师，我们班因而有好些天的英语精读课都只有辅导老师来布置一下作业，然后同学们就以自习为主。
大概是两周后一天上午的精读课，一位个子不高，留着齐耳短发，面带微笑，仪态优雅，年龄大概在35岁左右的女老师走进我们的教室。她目光炯炯地扫视了全班同学后，用一口地道的伦敦音自我介绍说，她叫刘伦，是我们班新到的精读课主讲兼班主任，她希望能和我们相处愉快。接下来，她又用标准的普通话重复了一遍前面的讲话。刘伦老师的闪亮登场和充满自信的言谈举止让我们班的同学都明白了：我们的学习从此将走上正轨。
不久后，我们的教室再度迁移，搬到城北的花圃路小学内。学校面积虽然不大，但条件明显好于小税巷和16中，有比较宽广的操场，教室窗明几净，课桌整齐，老师的讲桌和教学的黑板也都很正规。更令人高兴的是，学校里还有食堂和冲淋浴的地方。
然而，我住家的那大杂院的条件却有了明显恶化，原因是我们隔壁的住户是一个年纪将近30岁的哑巴，经好心的院邻介绍，他和一个年纪相仿的女哑巴结婚了。人们都知道，十哑九聋，这对哑巴每天深夜兴奋折腾闹出的动静让周围的住户都难以入眠，而他们却全然不知。这下可苦了每天有繁重学习任务的我。有天凌晨在几乎通宵未眠的情况下，我猛然间想起曾经与我共同奋斗过高考的朋友阮永东，他的家在马王庙街27号的一座大院里，住房条件不错，我何不到他家去暂避一时，躲过这对哑巴的疯狂期呢？我将这想法向父母一说，他们都很赞成，就担心永东家里不会同意，因为那毕竟是给别人添麻烦的事情。
令我这许多年来都一直感激不尽的是，永东听说了我的打算后，立即爽快地说：“哥老倌过来住，我太高兴了！我马上给我妈说。”永东的妈妈非常慈祥可亲，她听永东说了我的情况后，马上态度明确地说：“永东一个人住那么大间房子，他哥又很少回来，你来正好给他作个伴。永东他爸爸经常夸你。你快搬过来吧。”
从那天起，我每天就从永东家里早出晚归。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永东家里暂住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永东的父母待我如亲子，可亲可敬的伯母还几次在夜间来查看我的被子是否盖好，用手捏捏被子薄不薄，问我盖得暖不暖和。永东家人这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举动，我将终身心存感激。
（文/李宗明，成都大学78级外语系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