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圃路老校门

 校办公室与车铃铛儿还会有什么联系？有联系。成大初创，一个小小的自行车铃铛儿，居然一度让师生们头痛不已，严重影响到教学管理秩序。

 1979年，初建的成都大学将高师班并入北门花圃路市中教系统的一所政治培训基地的“毛泽东思想进修学习班”，面积虽狭小，但总算不再到处求人借礼堂租教室，有了自己的教学点。

 当时国家经济困难，能够少花钱办大学，是地方政府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市政府倡导“学生走读，教师走教”的办学模式，一时成为成都大学响当当的特色。那时校风学风真好，师生来自东西城区各个方向，还有家住郊县的，大都以自行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很少有人迟到旷课，原因在于十年动乱之后教育文化一片荒芜，学生渴望学习，珍惜难得机会，教学秩序井然。
      那时学校党政合一的办公室就我们三个人：1940年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老干部赵霁云主任、后调市文化局任副局长的朱方荣和我。校办工作还来不及区分职能，只要是事务性的诸如宣传接待、教师临时住宿安置、学生纠纷调解以及校区治安的维护，都是校办的事情。记得，有一段时间，师生们不断反映下课后自行车铃盖乃至整个铃铛经常不翼而飞，令人头痛不已。铃铛虽小，影响教学秩序事大。办公室研究决定找人设置埋伏，暗中监视。
        一天，终于抓到了一个小偷，送交到了校办来。尽管看上去一身学生打扮，但其书包里的改刀、钳子之类工具胜于他的任何狡辩。我和总务处的张永忠（现小车班司机）立即将其扭送到了校门旁的簸箕街派出所。那时，派出所也是简陋得可以，像进了农家小院，就几间小平房。派出所民警要我们坐一会儿，说是到隔壁找纸笔作审问记录。我们心想，这下子师生们可以安心了，发现并逮住小偷，也算是我们的功劳呀。
      我和小张正轻松惬意地谈笑。 突然，那小偷如弹簧一般从我们身边跳起来，还没等反应过来，已经跑出派出所，到了大街上。我们一前一后，追了半条街，小偷最终还是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真应了一句话，“立功”的，哪里跑得过“逃命（逃避惩罚）的。我和小张只得悻悻回到学校。

       此后，好几天都有老师来问最后处理的结果怎样，是不是招供了以前的作案线索。他们关心学校的治安，当然也关心处理结果。再说那么多师生围观，目睹两个小伙子将人“押送”至派出所??后来居然跑了！怎样解释？怎样解释都说不过去。本来是一件“水落石出”的好事，结果却半途而废。“逮到的小偷都跑了”，一时成为大家的笑谈。
      庆幸的是，“逃跑”也是一种惊吓，一种警告，至少小偷再不敢轻易潜入成大。此后好长一段时间，学校自行车铃铛就很少丢失了，“走读走教”的教学秩序也稳定了许多。 

（文/张雪山 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