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前夕成大荷花池校门前留影

 

成大荷花池足球场上英语楼前留影

 

 蔡军、龚爱萍夫妇近照

 

蔡军、龚爱萍夫妇近照

 

    编者按：蔡军，男，196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1989年成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2005年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获管理学学士学位。1989年7月??1996年8月：中国第五冶金建设公司。历任技工学校教师、校团总支书记、《五冶报》记者、华冶商场经理。1996年8月??今：成都商报社。历任记者、责任编辑、主任，现任编委、副总经理，分管报社经营工作。

　　龚爱萍，女，1989年毕业于成都大学中文系，1989年至1998年做了近十年的教师??燃烧了自己也照亮了自己；1989年至今做了十多年的编辑??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同时也幻想把自己嫁出去。现任成都时代出版社编委，副社长。

 

    褪去冬日的寒冷萧条，春日的阳光洒在嘤鸣湖上，粉色的桃花开满湖畔塘边，嫩绿的柳条也挤出树干为春天带来绿色的生机，从宿舍到图书馆一路走来都嗅到春天的气息，春天的温暖让人感到大学生活如此美好。
　　

    新学期开始近一个月，生活已步入正轨。晨起，在嘤鸣湖畔朗声诵读，古汉语、现代汉语、英语、泰语或法语；课上，戴着眼镜盯着多媒体屏幕认真记笔记，偶尔因为一两个问题和老师争得面红耳赤；午后，若没课，通常抱一两本儿书，在草坪上或竹椅上度过；傍晚，校园广播“成大之声”照例播放《成都大学校歌》和《成大学子之歌》，穿梭在张澜大道的成大学子，慢下脚步，跟着调子慢慢哼唱，走进图书馆；夜幕低垂，寻梦桥微微泛着绿光，给人一种不在人间的错觉，过了桥走几步就到了宿舍，打开电脑看看新闻，洗漱熄灯，一天的生活结束，简单而充实。
　　

    这是二零一一年成都大学十陵校区的生活，八十年代末，成都商报副总经理蔡军在成都大学荷花池校区的生活亦然如此吗？
　　　
　　一九八六年，蔡军经过高考进入成都大学读书。他回忆起那年的情况：“当时的大学很不容易考，录取率相当低，虽然成大只是专科，但是能够考上成大也不太容易。”好在那时候国家对大学生有政策优惠，机会很多，且包分配，蔡军笑言：“我是赶上了社会发展的好时代了。”

　　从成都大学开始，伴随着蔡军成长、成材的某些东西悄然改变。比如说，爱情；比如说，事业；比如说，人生。

 

　　蔡军生于1967年，是成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较强的师资力量，使得蔡军在成大的学习充实快乐。在成大，他不仅学到了与日后工作息息相关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还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妻子龚爱萍是蔡军的大学同班同学，据龚爱萍回忆，当时大家常常聚在一起，看书吃饭玩耍。某天，一个同学开玩笑地说：“嗨，我觉得蔡军和龚爱萍还挺适合做男女朋友的。”就这么一句话，让某些情愫暗自滋生了，日子久了，两个人也就默认了这份感情，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这一走，就是二十几年。

　　爱情为学习提供动力，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工作，工作又为生活创造了更好条件。爱情与生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毕业后，蔡军被分配到中国第五冶金建筑公司，从事教育工作，基本上专业对口，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派上了极大的用场。在第五冶金建筑公司技工学校学习期间，蔡军工作勤奋，教学认真，在当语文老师的同时，他还兼任办公室文秘和学校团总支书记。因为表现出色，他很快被调入了机关做《五冶报》的记者。

　　那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欣欣向荣，各种机会很多。蔡军也顺着时代的潮流，下过海、经过商也办过企业，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然而经商这条路走得很是坎坷不平，企业破产，蔡军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那时候的日子。但经历越多，蔡军越觉得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是记者。因为一个偶然机会和平时的知识准备，蔡军一脚踏入了媒体的行业，开始了真正的记者生涯。在《成都商报》，蔡军从最底层的记者做起，起早贪黑熬更打夜地跑各种新闻，后升为商报责任编辑、主任，备受赏识，现为《成都商报》的编委、副总经理，分管报社经营工作。
　　　
　　回想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蔡军觉得，似乎是由很多很多的偶然链条一环扣一环地把自己的整个人生串联起来。他说：“从一个学生过渡到一个职业记者，期间需要很多的尝试和磨合，当自己的心态稳定下来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比如说，选择成都大学是正确的，选择龚爱萍做妻子是正确的，选择记者这个职业是正确的。
　　

    现在的蔡军，事业有成、爱情甜蜜、家庭幸福。每每看到办公桌上的“成都大学”校徽纪念章，他都会想起自己的母校成都大学，想起在校几年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岁月一去不复返，成都大学给过他的，却是一辈子的记忆。

 

（一）对蔡军的专访

　　记者：毕业二十多年了，现在听人提到“成都大学”，有什么感觉？

 

    蔡军：我是80年代末从成都大学毕业的，成大培养了我的基础知识与职业技能，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台阶，现在每当听到母校的一些情况，就会觉得很亲切。

 

　　记者：现在的成大与您读书那会儿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蔡军：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在物理层面吧，以前我们读书的地方在荷花池，商贾云集，非常嘈杂。不久前我路过成都大学十陵校区，进去看了一下，现在的成大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大学，条件已经相当好了。

 

　　记者：大学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您的大学生活里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

 

　　蔡军：在青春年华时进入大学，经过了高考的历练，正是风华正茂，没有太多的压力和负担，交友也单纯真诚，所以我对那时候的同学和老师的印象还是很深的，虽然二十几年过去了，但我跟很多同学和老师都还保持联系，当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位后来成为我老婆的龚爱萍同志（幸福而骄傲地璀然一笑）。

 

　　我读书那会儿，文新学院师资算是比较强的，我把大学老师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泰斗级，即精神领袖，比如说教《宋代文学》的白敦仁教授，当时他七十多岁了，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在宋代文学上很有造诣，乃至在全国也很有名气，有幸听这样的老师讲课非常难得，从他身上我们学到了治学的态度。第二类是授业级，比如说教《外国文学》的刘莲青老师，教《古代汉语》的夏中易老师，他们那时风华正茂，学识渊博，教授我们很多的专业知识。第三类是良师益友级，这些老师的年龄跟我们相差无几，且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如当时系学生会的谭青老师，那时我经常去他家里聊天聚会，到现在我们都还有联系，像朋友一样。

 

　　我昨天刚听说以前教我们《现代文学》的邓达全老师去世了，非常吃惊，那位老师应该才六十多。

 

　　记者：能和我们谈谈您的人生历程吗？

 

　　蔡军：我看过这样一段资料，说一个人大学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可能在你进入社会用不到5%，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大学教育给了我基本知识和职业技能，是我毕业后开始工作的基础。

 

    从89年毕业参加工作，当时分配到中国五冶，我靠着在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加上我的自强，很快工作上有了很大进步。说起这个自强，其实当时有很大一个动力，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的恋爱。当时的分配原则是，哪儿来回哪儿去。龚爱萍老家是蒲江的，当时她被分配回去当老师。我在一个国有企业上班，为了把她调过来，我干活特别认真努力，算是挣表现吧。

　　

    记得我大学时有一个比我高三年级的毕业留校老师，叫易宁，他说过一句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我们学中文、学哲学，是受了理性的诱惑，受了这种诱惑你一辈子都摆脱不掉它。”我之后从事过很多工作，但是经历了越多的尝试后，想起他的这句话，发现自己不适合做一个商人。可能正是受了这样的诱惑吧，或者说简单一点，我发觉自己的长处就是会写几个字，也许最适合的职业是做一个记者。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一脚踏入了媒体行业，最初是在一个由省工商局办的报纸，叫《市场消费报》，到96年机缘巧合进入《成都商报》，直到今天。

 

    记者：您所说的偶然机会，能具体讲讲吗？

 

    蔡军：我下海经商，办过企业。大概在94年的时候，当时恰逢我自己办企业失败，负债累累，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于是我去新疆伊犁，投奔一个办旅游公司的同学，但我去不到四个月，公司就破产了，于是我又回到成都。那时我小孩不满周岁，我安安心心在家带孩子，同时也在谋划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有一天我家里唯一的电器——电冰箱坏了，我借了一辆三轮车拖去县城维修。维修点旁边刚好是一个职介所，墙上有很多招聘信息，其中一条吸引了我：招聘十二名编辑记者。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去询问，我还清楚地记得职介所的那个女老板年龄与我相仿，对我非常热情。我问过情况，填了资料，留下简历，。我记得当时本来介绍费应该是六十元，但我身上总共只有二三十块，就先欠在那里。没过多久，《市场消费报》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去上班，职介所老板也没有问我要那欠下的三十块钱。

 

    不久之后，有一次我偶然遇见职介所的老板，她给我讲：“那时候我一看见你的简历，我就想帮你。我们本可能是同学，但那时因为身体原因，很不凑巧我错过了去成都大学上学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种亲切的感觉。”她还说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十二名记者编辑的招聘信息，是她直接去找亲戚介绍我到《市场消费报》去的。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拍电影一样，其实是真的，人生如戏，大概就是这样吧。

 

    《市场消费报》是一个工商局办的机关报，像我们这种招聘进去的记者地位很低，所有的苦活脏活累活都是由我做，发工资的时候我也是最低的，进去的第一天我就有辞职的打算。在《市场消费报》工作的空余时间，我去了四川有线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组做兼职的文字记者。当时凑巧《成都商报》和这家电视台有合作，我便认识了当时商报的夏旗舰主任（现任成都电视台台长）。有一天夏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成都商报》很缺记者，看能不能给他找几个记者，我说，要不就我来吧。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市场消费报》和电视台的工作都辞掉了，于96年8月13日正式进入了《成都商报》。

 

    当时《成都商报》的条件很差，地址在万福桥，一条椅子几个人挤着坐，大伙全在一间屋子里工作。但是我一进《成都商报》就感觉很有激情，于是就一门心思做到了现在。

 

　　记者：您和您爱人是大学同学，从相知、相识、相恋到现在，即便是在最穷困、最潦倒的时候也不离不弃，可谓同学恋情中的典范。那针对现在大学生“毕业说分手”、对待爱情不认真不负责的现象，您有什么话想说？

 

    蔡军：说爱情吧，像我们这样从艰难困苦和山穷水尽走过来的夫妻，是不容易一拍两散的。现在的年轻人说分手很容易，我觉得主要原因是生活没给他们太多的机会，让他们受一些磨难，让他们的爱情早一点经受考验。回想我们当年的生活，你的传呼机来电却没钱去回个电话，每个月的开支都必须精确地写在本本上，从这种生活走过来，你会懂得什么叫做珍惜。

 

    现在大学生面临毕业后的巨大工作压力，他们对恋情、婚姻的看法跟我们那会儿肯定会有所不同，可能会比我们那时候更功利一些，甚至会把恋爱和婚姻当成人生的一个跳板或者是手段。但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选择与什么人在一起生活。如果用自己的幸福和生活质量去换取任何一种东西，那都是不值得的。

 

    记者：看过您的资料，您从成大毕业工作了几年后又去川大管理学院继续学习，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蔡军：我们报社的陈总在几年前对我有这样一个评价：蔡军在报社学历不算高，但特别爱学习。现在《成都商报》像我这样的专科生越来越少，大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或是研究生，所以自己感到一种危机感。当时我是报社的政法部主任兼社会部主任，正好四川大学招收在职人员，乘着这个机会我去川大学习了两年，最后授予了学士学位。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算是达到了《成都商报》的基本用人标准了。

   

    记者：您理想的新闻工作跟您实际接触的新闻工作有区别吗？

 

    蔡军：现在对新闻的管束越来越严格，在我们国家从事新闻工作远不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么简单。《成都商报》是一个市级媒体，受省、市委两级党委宣传部门的管理，它们对媒体会有很多宣传的纪律、要求和规定。

 

　　《成都商报》一直在现有的管理环境下，努力去办一份受大众欢迎的报纸。新闻理想说起来非常简单，但在我们现实的舆论环境下，想要去表达这种理想，需要不断地认识社会，学习政治，去跟现实达成适当的妥协，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酸甜苦辣。这条路，我们现在依然还在探索。

 

　　如果这一点不告诉我们新闻学院的学生的话，他们是很难适应现实工作的。

 

　　记者：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

 

　　蔡军：我这十几年新闻生涯，坦白讲，就是一个受挫折的过程。和上面讲的

一样，涉及到一个新闻理想的问题。

 

　　有一些我们很想去报道的事实，却不一定能够在报纸上得到体现。我虽然积极投入到新闻事业中，但是自己的新闻理想跟现实的舆论环境依然会有所冲突。记得那会儿我在新闻部，历经千辛万苦到外面去采访，特别是对热点事件、突发事件的采访，辛苦自不用说，有时还充满了危险，可是报社给你的补偿却不成正比。我记得有一次采写突发洪灾的报道，当时条件受限制，互联网不发达，稿子是用传真在河堤上一个字、一个字写的，然后到邮局去发传真，但第二天报纸上却见不到你的稿子，你甚至连为什么都不敢问。那个时期的这种情况都是无法避免的。

 

　　回头去看，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成都商报》坚持用好稿，在全国几十家报社去寻找自己的新闻，自己的新闻没有被选上。二是，发稿前突然接到来自某方面的指令，稿子就被截下来了。

 

　　现在做到报社编委，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但说实话，很多时候心态还是无法平和。

 

　　记者：经历了这么多挫折，您坚持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蔡军：我觉得一个人从学校进入社会，成为一个职业记者，这其实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去理想化”的过程，你越来越觉得，职业是职业，理想是理想。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职业是可以完全承载理想的。一个人可能开始很有理想，经过了成长期、成熟期、衰落期，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状态，对理想的界定也会不一样。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可以很丰富，完全可以在职业之外去找理想，职业不等于生活，我们去适应这个职业就是要慢慢接受这个职业的规则，并在能力范围之内去影响它。

 

　　这大概就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理由吧。

 

　　记者：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的传媒人，除了必要的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哪方面的条件？

 

    蔡军：做传媒尤其需要适应，要养成随时随地接受新鲜事物的习惯，让自己成为一个多面手。以我的经历来说，我在《成都商报》做过社会新闻、经济新闻、政法新闻，也做过广告经营。媒体会跟社会方方面面联系到一起，媒体的触角要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作为一个记者，对每个领域、学科的知识都应有所了解。

 

    做我们国家的报纸，对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因为我们做出来的精神文化产品会影响社会，所以记者的文化、道德的修养应该更高一点。作为一个传媒人，还需要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会影响人们的看法和态度，会影响社会。

 

    记者：就文新学院而言，为了更好适应当今的传媒行业或就业市场，您觉得学院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加强？

 

    蔡军：我去过全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跟国外比较先进的传媒学院相比，我国大多数新闻院校存在两点不足：第一，新闻从业经历的缺乏，导致了实践经验的缺乏。我国新闻纸的历史比较短，且对其理解较肤浅，还没有培育出有实践经验的名编名记。而在密苏里新闻学院，任课教师一般都是资深编辑记者出身，不少还是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第二，新闻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与其在学校呆上一年还不如去新闻单位呆上两个月。我觉得应该让学生花更多的时间到实践中去，去历练自己的技能，体验这种职业的环境。像密苏里新闻学院，它有自己的报社、电视台、网站，学生在大学期间有一年的时间可供实践。

 

　　记者：现在流传大学生不如农民工，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同学都往研究生或公务员方面发展，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蔡军：我个人的看法是，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把起点放低。现在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加上高校扩招，社会心理浮躁，很多家长将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拼命让孩子考大学，考完大学又放不下身段，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就出现了一边是用工荒，一边是就业难的情况。

 

　　我觉得大学毕业生不要怕起点底，一步一步地从低职位做起，这样的经历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笔宝贵财富。像我在从事新闻工作前，在双流办过一个乡镇企业??一个机械加工厂，大冬天冒着雨坐着手扶式拖拉机运送一车加工的钢铁零部件，去送货，活生生就是一个农民工，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一两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磨练，我对社会多了一份认识，对人际关系多了一份了解，这些对我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看您的微博，商报的好多记者都亲热的叫您蔡叔叔、蔡哥，您是怎么处理和同事以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的？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有什么好的建议？

 

    蔡军：不管是以前我做新闻部的记者，还是现在的专刊，记者跑新闻，一言以蔽之，就是四个字：为人处世。人际关系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现在的孩子可能从小就缺少这方面的教育，算是一种缺失。我的意见很简单，就是要多去考虑别人的利益，把自己的立场放一放，多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多想想别人的需要。

 

    记者：您的微博上有一条标签是传统文化。之前掀起过“国学热”，现在成大新生进校都会接受国学知识普及，文新学院也编著了《国学经典导论》书籍，您认为大学在传承国学方面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蔡军：文化需要传承，我们文新学院有这方面的责任。但我觉得，文化的吸收和传承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本来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不到一定的年龄，体会不到其中的真谛。对于国学知识，我觉得你们可以现在记下来，然后把它放在一边，等若干年之后再去慢慢反刍。

 

　　记者：网上流传一个段子，说是有一天突然醒来觉得自己穿越了，其实时光还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感觉？最想停留在哪个时段？

 

　　蔡军：我最想停留在成都大学那段时光，这是真话。大学时光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学习非常自由，且没有一点现实的压力。你可以去图书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可供学习，你可以背上背包去旅行，到处走走看看。那时候虽然没有钱，但却很快乐。心情是钱买不到的。

 

    记者：回首过去，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蔡军：人永远有改进和重做的冲动，也没有人敢说对过去毫无遗憾，但是如果你问我是否愿意回到1989年，一切重来，那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把握比现在做得更好。

 

　　记者：您现在事业有成、爱情甜蜜、家庭温馨，有没有特别感谢的人或者事？

 

　　蔡军：这二十多年来，如果没有人帮助的话，肯定是走不出来的。除了父母，每年春节我们一家三口一定会去感谢三个人。第一位是当年龚老师在乡里教书，帮助龚老师把工作调动到蒲江来的那位父辈的朋友；第二位是五冶我的老处长，我们刚结婚那会儿，按惯例是四个人一间的宿舍，处长破例给了我一间单独的房间，这样我们才有了一个家；第三位是省医院的脑外科主任黄教授，1998年我4岁的儿子意外从二楼摔下来，严重脑外伤，是黄教授将我们的儿子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记者：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蔡军：怎样去衡量对生活是否满意呢？我有三条指标：第一是否内心安宁；第二，对生活环境是否满意；第三，物质条件和自身能力是否匹配。照此来看，我对现在的生活是很满意的。然而人生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我对未来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将我欢喜的两件事做好，一是书法，二是竹笛。我所向往的是，闲来无事可以写写字，吹吹笛，精神愉悦。

　　记者：对母校，有什么想说的话？

 

　　蔡军：人是要讲出生的，比如说民族、家庭、城市、学校……成都大学是我重要的身份标签之一，我真心希望成都大学越办越好，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母校，因为前面加了一个“母”字，就有了归属、家庭的含义，成大的成功让我们这些成大学子感到由衷的自豪。

 

　　记者：如果有机会的话，不知道成大学子能不能听到您带来的关于媒体、管理甚至是人生的精彩讲座？

 

　　蔡军：那没问题，随时都可以。

 

（二）对龚爱萍的专访

 

    记者：当年蔡军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可您还是选择了不离不弃一直守候在他身旁，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缘由呢？
 

    龚爱萍：我们毕业那会儿，大家都很穷，没有比较，我也就没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心态很平衡。我们俩从无到有，慢慢地，也不知道具体是从哪天起，就开始生活好起来的，从没想过放弃。

 

    记者：看您的微博，有一条就是分享林语堂说幸福：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讲情话，四是跟孩子玩游戏。那您对幸福是怎么界定的呢？

 

    龚爱萍：家徒四壁也好，物质充裕也罢，只要大家在一起，携手经历风风雨雨，幸福就这样简单。

 

    记者：美满的家庭、顺心的工作对一个女人来说应该算是莫大的幸福了。那您对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想说的？ 

 

    龚爱萍：下辈子也和此生一样，约好了我们还会在一起。

 

    记者：对未来有什么新的期待？

 

    龚爱萍：二十年前穷困潦倒时，我就已经感到满足了，现在也是一样，没有更多的要求。

 

    记者：对成大有什么想说的话？

 

　　龚爱萍：我为自己从成大毕业感到骄傲，我会对我的朋友、亲戚、儿子讲我是成大毕业生，衷心希望母校越来越好。

 

    采访手记：采访成都商报副总经理蔡军的那天下午，虽然已是三月，但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天气让人恍然一夜回冬季，天气异常地冷，裹着红色的围巾，走近“成都传媒”那栋几十层楼高的大厦，感受到中央空调强劲的温度，手心才逐渐回暖。

 

　　虽然之前有搜集到一些蔡总的资料，但是临近采访依然有点忐忑和不安，第一次面对面地采访如此重量级的传媒人物，无论怎样准备都会觉得是班门弄斧。怎料采访却是异常轻松、和谐，蔡总友好得没有一点架子，近两个小时的采访，我们慢慢走近他的过去和内心，收获颇多感受亦颇深。

 

　　采访伊始，谈及恩师的去世，蔡总掩饰不住内心的悲痛，言语中尽是不舍。二十多年过去，蔡总对老师们的记忆却异常清晰，老师所教授的具体课程、老师的名字、甚至老师的秉性也记得清楚无误。我在心底偷偷想，比起初中高中的“父母型”老师，要有多深厚的感情才能心怀感激地记住大学的几乎每一位教师。蔡总说是因为自己是个好学生，这是他给我们的解释，有点玩笑，却也实在。

 

    回望过去的艰难困苦，蔡总淡定地好似那些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平淡的叙述，平淡的语调，平淡的表情。他甚至有些感谢那些年的艰难困苦、穷困潦倒和家徒四壁，他说，经历过了才能更加珍惜现今的生活。他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很满足，事业有成、爱情甜蜜、家庭幸福，以至于蔡总妻子动情地说，对未来没有更多的要求，只希望下下辈子还能继续这种生活。再艰苦的生活或是再幸福的生活，在蔡夫人眼里都是自然而然，蔡总说夫人这是典型的“缺心眼”，缺心眼，却是用真心换到了与一个对的人相守相依。

 

　  该如何去界定这位成大校友呢？“优秀”二字显然是不够的。在他的身上，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泰然处之的态度，以及对生命中一切美好人事的心怀感恩。蔡总从采访开始就陷于一种“回忆”的状态，他笑称大概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其实他内心明了，回忆也是一种自我教育。活到老，学到老，蔡总认为道德和修养是没有止境的，于是乎，泡一壶茶，看一会儿书、吹一会儿笛、写几篇字，人生，多惬意。 

 

　　采访临近结束，蔡总和夫人一起翻看成大历史册，眼睛定格在成大荷花池老校区的校门口久久不愿离去。龚老师不禁感叹：“老校区拆了，现在再也找不到这个校门了。想当年，我们还在这儿拍过照呢。”

 

　　其实，很多东西，看起来不在了，却一直在心中。

 

　  成大如是，成大精神如是。

 

　 （文/鲁阳阳 图/冯茂根 录音稿整理/冯茂根）